极度讨厌与极度喜欢：雍四爷这样对付西洋人

在明清交替的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大批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学术、地理、历史、风俗习惯，更将中国的经典文化译制成拉丁文，传播至欧洲。中国的封建思想文化，对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工艺美术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也深受欧洲人的喜爱。

这些传教士的到来，不仅仅是文化的交流者，他们更是带着罗马教皇的任务，努力在中国传播。康熙皇帝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与传教士们交流请教，不仅提升了他们在清廷的地位，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依赖他们的语言优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会士尊重儒家的礼仪，允许中国信徒祭孔祭祖的做法，引发了与多明我会和方济格会传教士之间的争执。最终，罗马教皇支持后者，派遣使臣多罗至北京，要求禁止中国信徒祭孔祭祖。这引发了清廷的不满，引发了中西礼仪之争。康熙皇帝对此极为愤怒，将多罗驱逐出境，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对传教士的管理更加严格。

雍正皇帝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可能带来社会不安定因素。他在位期间，除北京以外的所有教堂都被关闭，传教士被逐往广东澳门。此后，乾隆、嘉庆等皇帝都继承了这一做法，从法律层面上将定性为“邪教”，全面加以取缔。

尽管雍正皇帝对持保留态度，但他本人却对西洋风情充满好奇和向往。他时不时地体验西洋文化，让自己偶尔“洋气”一下。无论他如何欣赏西洋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已然日渐衰微。

这一时期的交流不仅展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反映了清朝皇帝对宗教传播的态度与策略。从开放包容到严格限制，这一转变不仅影响了在中国的传播，也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