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起，一场跨越十余年的纷争在贵州某地的陶氏家族中持续发酵。这场纷争的主角是村民陶青峰家与陶氏家族族长（兼任村长、人大代表）之间，因“祖先遗骨”引发的空坟修建事件。
这场纷争的核心矛盾在于，陶氏家族在家门口修建的空坟，紧挨着陶青峰的住宅，导致村民日常进出必须攀爬坟头，生活严重受阻。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土地纠纷，更涉及到了历史遗留问题、调解协议效力、土地权属问题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关于历史遗留争议，陶氏家族声称原址存在祖先坟墓，但挖掘后仅发现不明黑色物质，并无确凿的遗骸证据。这一做法引发了村民的质疑，他们怀疑空坟的合法性，并认为这是家族势力强行占地。
涉事村民在族长及20余名族人的胁迫下，签署了《调解协议书》，同意建坟。法院认定该协议涉及土地权属纠纷，超出了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因此驳回了起诉。这也使得纠纷进一步复杂化。
土地权属问题也是这场纷争的关键。民政部门认定争议地块没有合法的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建议双方协商解决。而村民的房屋及猪圈等附属建筑同样存在手续不全的问题，这无疑加剧了矛盾的复杂性。
在处理这场纷争的过程中，行政调解、司法途径以及上级部门的介入都遇到了困难。镇、县两级部门组织了多次调解，但均未达成一致。法院以“不属于受理范畴”为由拒绝立案，使得村民维权无门。尽管天柱县从2023年开始牵头协调此事，但至今仍未公开处理结果。
如今，这场纷争给陶青峰家带来了严重的生活影响。他们被迫长期爬坟进出，老人多次摔伤，心理压力极大。陶氏家族还在空坟前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这进一步激化了邻里矛盾。
这场纷争也引发了社会与法律的反思。家族势力与行政权力的交织，使得弱势群体的权益难以保障。农村土地权属纠纷的司法救济路径存在空白，现有的调解机制形同虚设。
这场纷争展现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也揭示了法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不足。如何平衡家族传统与现代法治，如何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权益，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完善农村土地权属纠纷的司法救济路径，加强基层调解机制的实效性，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