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史书隐瞒何事 被斥罪莫大焉？

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无疑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这一事件将他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使他背负了沉重的道德包袱。这一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给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使他终身难以释怀。

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和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转化为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他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正因为内心的这种挣扎和不安，李世民在权力的道路上做出了一些看似矛盾的决策。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神圣的领域，那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禁区。唐太宗李世民却打破了这一惯例，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他的这一举动，宛如一位者，踏入了“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这一切的根源，还要回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渴望了解，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在史官的笔下究竟是怎样的模样。这种好奇心和内心的冲动，让他无法置身事外。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作为负责编纂起居注的大臣，面临着来自天子的试探。当李世民问及能否观看起居注时，褚遂良明白这背后绝非单纯的“以自警戒”。他知道天子的动机可能远比表面上看到的复杂。

褚遂良并没有轻易屈服于天子的权威。他坚守史官的原则，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李世民的要求。他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这一举动，展现了史官对历史的敬畏和对职责的坚守。

整个故事充满了冲突与矛盾，展现了李世民内心的挣扎与不安。他的决策和行动，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人性的展现。而褚遂良的坚定与勇敢，更是为这个故事增添了浓厚的色彩。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君臣之间的较量，更展现了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冲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