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时期告密之风盛行？

近期，互联网上关于中国的“告密文化”的讨论如火如荼。一些人激烈地声称，告密是国民的劣根性，是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难道告密真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吗？如果我们仔细，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主流文明并不支持告密行为。尤其是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深恶痛绝。孔子及其弟子们明确厌恶那些将告密视为正直的行为。在儒家看来，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直接破坏了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因此受到严厉抵制。

历史上，儒家价值观塑造深刻的宋朝，告密之风便大为收敛。这并不是说宋朝没有告密行为，而是说告密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视之为耻。与此相反，那些申韩法术盛行的时期，如秦、汉、明等朝，告密之风则盛行一时。

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历史上的告密之风盛行与法家的主张有关。法家强调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来治理国家，认为这样可以揭露罪恶。即使鼓励告密，法家也不得不将告密者命名为“奸民”，这表明在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行为是不为人所齿的。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文明更倾向于抵制告密行为，将其视为反道德性质的表现。儒家主张“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应该相互隐瞒，以维护人伦底线。这一原则被列入了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现代发达国家的法律也明确承认公民的“亲亲相隐”权利，即不给亲人证罪的权利。

我们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的“告密文化”。告密并非我们的文化基因，而是历史上某些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我们应该坚决抵制告密行为，维护人际信任和人伦底线。我们也应该尊重现代法律赋予公民的“亲亲相隐”权利，以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