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物之谜，中国古代文物介绍

中国古代文物之谜，这些谜团至今仍未解开。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一个神秘的墓葬，它的主人是谁？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这个墓葬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袁家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古墓群，里面埋葬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在这个古墓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座巨大的石棺，这座棺就是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泥土制成的人物雕塑，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墓的标志性建筑。

一中国古代文物介绍

2022年7月11日是中国国家博物馆110岁生日。一个代表国家的博物馆走过110年风雨征程，说起来就让人感到敬畏。

国博的发展脉络

1912年7月9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

1949年10月，改称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

1960年8月，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

1969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83年初，恢复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制。

2003年2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基础上正式组建中国国家博物馆。

有一句调侃叫“防火防盗防国博”，这句话一开始流传似乎只是段子，但流传广了就从每个毛孔往外渗透着恶意。

国博历史上有三次大的藏品入藏第一次是在1912年7月，新馆成立之初，接收国学旧有的礼器、书版、石刻等重要文物近6万件。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2月，中宣部向全国发出调用文物的电报，全国有77个单位支援文物，先后调用和借用文物3万余件。

第三次是2010年2月国家文物局划拨39万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来自外贸口岸验扣文物，共计约24万余件；二是从天津外贸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接收的文物15万余件。

80年代以前，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故宫是国家无论对内/对外的窗口，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想要浏览这个国家的精华和最重要的文物，首都必然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在80年代以前的重要发现都会调拨部分文物（一般也是最重要的）给国博。

但8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基本很少出现。比如早于仰韶的裴李岗文化和高庙文化最重要的器物都留在了本地，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两个遗址的主要发现都是80年代以后出土的。

今天随着各地文保力量的加强，国家博物馆入藏

今天国博馆藏文物超过140万件，其中一级文物超过6000件。

这是什么概念呢？

简单理解就是如果全部拿出来展出，那国家博物馆全塞满了可能还展不完。在国博一天能看完的文物，如果分散在全国，你可能要马不停蹄跑一年。

所以最近几期我会用时间线脉络来介绍一下古代中国展厅里的部分文物。

希望大家以后去国家博物馆的时候可以更好地感受我们国家悠远厚重的文化。

第一期新石器时代部分，满天星斗的史前文明

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并不抓人眼球，各地数不清的地方类型文化更是纷繁复杂。但为什么无论是博物馆还是从我们科普的角度来讲都要花大力气去科普？

因为它们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的终极问题。

人类用了将近200万年的时间完成原始积累，才换来近一万年来的大爆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文明观。

我们并非哪一只起源以一己之力征战四方形成了中华文明，而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涌现出了无数的区域文化上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彭头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宝墩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等，他们互相之间交流，竞争，渗透，融合。最终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骨架与精神。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信仰是如何形成的，都能在对各种地方文化的了解中逐步找到答案。

必须要说的是，尽管这些看上去已经很复杂，实际仍然只是一个十分粗略的脉络。里面不免还会有错误或者理解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包涵。

北京人头盖骨 距今50万年（旧石器时代）

北京猿人其实和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我们的直接祖先（现代人）到达这片大陆的时候，北京猿人已经灭绝了。但不影响我们仍旧视他为祖先，所以虽然本篇介绍新石器时代，也起码要给它留个位置。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共发现了包含5个完整的头盖骨以及其他骨片在内超过40个个体的遗骨，但抗日战争期间全部不知所踪。

1966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周口店遗址又发现了两片五十多万年前古猿人额骨和片枕骨，它们属于同一个体，并且正好可以和1934和1936年出土的两片颅骨碎片模型拼合，复原出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所以今天国家博物馆的这件头盖骨虽然是复制品，但并不是丢失的那件。而丢失的那件，在当年出土的5个头盖骨中究竟是第几个，其实也众说纷纭。

以上跑个题。

蚌塑“龙虎”墓 河南濮阳西水坡 距今6460年

仰韶文化持续时间从7000年到5000年，是今天中国人最直接的主体。1920年代当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命名仰韶文化并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的时候，仰韶的重要性就与全体中国人紧紧地绑在一起。研究仰韶从哪来，怎么发展，去了哪便成为了推翻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最重要任务。

经过考古人几十年的积累，最终我们在中国境内发现了从前仰韶时期，仰韶早期，全盛时期到仰韶转变为龙山文化的全部证据链。西来说最终被打破。

鱼鸟纹彩陶壶 仰韶文化 （约公元前5000年一 前3000年）

鱼鸟纹彩陶壶

船形彩陶壶

宝鸡北首岭是著名的前仰韶文化遗址，距今上限为7150年，其中出土的鱼鸟纹彩陶壶中鱼鸟缠斗，十分生动，主流意见认为这可能代表了两个部落的战争，最终鸟方擒获了鱼方。

宝鸡北首岭前仰韶文化逐步演变到半坡文化，这个过程中吸收了河南的裴李岗文化（9000-7000年前），河北的磁山文化（8500-7500年前）等形成了大一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达到极盛。

石镰 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一前5000年）

陶釜、陶支脚 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 一 前5600年）

陶钵 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100年 一 前5600年）

人面鱼纹彩陶盆 半坡文化（公元前5000年 - 前3000年）

陶釜、陶灶 仰韶文化 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彩陶盆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仰韶文化的特点在于氏族制和公有制，大家有福一起享，死后一起埋。在仰韶文化中期，出现了大型的彩绘和复杂的纹饰。

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 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一前3000年）

但比仰韶稍晚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由于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发达，社会层次开始变得丰富，人一旦享受到了特权就容易自私，自私就希望自己的东西变得与众不同，所以艺术也得到了极大地进步。大量精美的陶器开始出现。

狗形陶鬶（gui）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狗形陶鬶

猪形陶鬶

镂雕旋纹象牙梳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时代的车轮一旦往前转动，便不会留下任何情面。全盛也意味着下坡路无可避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开始被东边的大汶口文化渗透。从过去的扩张开始逐渐变为收缩，形成了庙底沟二期。虽然叫做二期，但实际上庙底沟二期和庙底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大。

彩陶背壶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白陶鬹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陶豆 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200年一前2500年）

之前被仰韶统一起来的各个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也开始产生各自的特点，开始独自发展，比如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变种。

舞蹈纹彩陶盆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

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

此时北方的红山文化出现了狂热的原始信仰崇拜。红山文化晚期时期，出现了比较典型的原始崇拜和专用的祭坛。祭坛附近没有人烟，这种狂热的信仰和中原有很大区别。

孕妇陶塑像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

孕妇陶塑像

玉龙 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700年一前2900年）

在南方发生着更加重要的变化。

长江下游地区从11000年前到4000年前一共有上山文化（11000年—8000年）—跨湖桥文化（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7000—6000年）—马家浜文化（6000—5000年）—崧泽文化（5900—5300年）—良渚文化（5300—4300年）等数个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长江中游地区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7800年）—皂市下层文化（7800年—7000年）—高庙文化（7800-6800年）—汤家岗文化（6800-6300年）—大溪文化（6400-53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约4500~4200年）—肖家屋脊文化（距今约4200~4000年）这两个持续时间均超过5000年的长江流域文化不单深刻影响了岭南，也对仰韶文化的龙山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水波纹陶盘 汤家岗文化 （约公元前4800年一 前4300年）

这件湖南汤家岗文化的水波纹陶盘承接的是高庙文化的白陶器型和彩绘，它们对岭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足陶盘 石峽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一前2700年）

牙雕凤鸟匕形器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苇编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陶釜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陶猪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骨耜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200年一前4200年）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由动物骨路制成的骨耜，大量骨耜的使用表明，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已经完全脱离了刀耕火种的最初阶段，人们将这种以耜为主要工具的农业称为 “耜耕农业”，它是早期锄耕农业的一种形式。

良渚文化出现了和红山文化相似的狂热宗教崇拜。玉琮上著名的神面纹应该也受到了高庙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并且出现了最早的国家。

玉璧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双鼻陶壶 良渚文化 （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陶豆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玉琮 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年一前2200年）

筒形陶器 屈家岭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一前2500年）

在5200年这个节点，东边的龙山文化和南边的屈家岭文化逐渐渗入仰韶文化的腹地，陕西华县的泉护村开始龙山化，陶鹰鼎的出土，让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墓葬中存在象征权力的专属器物。这昭示着当时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其硕大的体型，矫健的身子，一身腱子肉，也就是在没见过实物的时候容易被洗脑说这玩意竟然能称之为“萌”，实际上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猛”！

这不就是郭德纲相声里形容的猛男吗？“太阳穴努着腮帮子鼓着,四棱子胳膊起筋线”。这不仅仅是来自五千年前的权利象征，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造型艺术的巅峰。

鹰形陶鼎 仰韶文化 （约公元前5000年一 前3000年）

在仰韶文化逐步分裂的过程中，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逐渐被龙山文化所取代。

龙山文化有着更加精美的器物，比如快轮制陶技术，薄如蛋壳的黑陶，胎土更好，烧制温度更高的白陶，器型更复杂，做工更精美。更重要的是他补全了仰韶文化的社会基础，比如家庭规模，统治模式，丧葬制度，但它依旧保留了仰韶文化的核心作为底色——对天，对灵魂的理解。祭祀的范围从仰韶的一大家子转变为以小家庭为单位。

发达，先进的社会特征很容易得到流行，仰韶文化大面积的开始龙山化，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地方类型，除了山东龙山，还有中原龙山，陕西龙山，晋中龙山，河北龙山等。这里面就有黄帝的夏都的陶寺和石峁等遗址。

社会变化带来了不一样的社会结构，过去的庞大的氏族制被范围更小的家族制取代，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为了让财富掌握在更少的人手里，嫡庶之分，阶级，私有制，到了庙底沟中期，已经看不到太多宗教的元素。

广义的大一统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似乎跳过了神权时代直接进入了王权时代。黄帝的传说是个很好的例子。

薄胎黑陶高柄杯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黑陶鼎 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一前2000年）

不是仰韶文化被龙山文化所替代，而是仰韶文化逐渐转变成了龙山文化。

人还是仰韶的人，魂变成了龙山的魂。从此仰韶和龙山成为了华夏民族的躯干与灵魂。

此后4000年中国都在龙山文化建立的框架下一路前行。

大一统的龙山文化也跑不了庙底沟的命运，过于庞大的区域不可能保证统一的文化面貌，大概在距今4000年前的时候，分裂出了更加先进的区域文化，催生了最重要的陶寺文化，石峁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等等。

它们则逐渐演变成后来的夏商周。

1978年，考古工作人员在甘肃临夏的林家遗址出土了一把青铜刀，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年代距今大约5300年前，此刀应该不是本地铸造，但却拉开了伟大青铜时代的序幕。

青铜刀 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200年一前2000年）

下一期，我们介绍国家博物馆的青铜器部分。

图片，撰文那个老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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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文物图片

【文藏来答】来看看这些流传日本的泉屋博古馆中住友春翠收藏的中国商周著名青铜器。

中国三代青铜器是古代中国走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们造型优美，铸造精巧，铭文典雅，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1960年设立于东山鹿谷的泉屋博古馆，以精美的中国青铜器藏品而闻名。

住友春翠肖像

该馆隶属于日本四大财团之一的住友家族，馆名缘自其家族商号「泉屋」和宋徽宗敕撰的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泉屋博古馆藏品数量逾三千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住友家族第十五代家主住友春翠收藏的中国商周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海外翘楚。

住友春翠出身官宦家族德大寺家，自幼不仅研习日本传统文化，学习茶道、能等技艺，而且熟读中国的四书五经。1893年，二十九岁的春翠作为养子进入住友家，第二年即继承家业，成为第十五代家主。住友家族因十七世纪在爱媛县开采并经营一座铜矿而发家，这座当时世界产铜量最大的矿山，在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日本对外出口的重要支柱，奠定了今日住友财团的坚实根基。作为家族冶铜业的掌门人，春翠与青铜器的缘分似乎也在冥冥中早已注定，只不过泉屋青铜器收藏的开端却无关家业，而是源于其个人爱好—煎茶。

商代晚期 鸮尊

作为煎茶爱好者的春翠向往中国文人燕居书斋、品茶论画、赏玩珍宝的悠闲生活，他在家中开设煎茶会，邀请同好参加。茶会上除品茶席之外，还设置展览席，展览内容有书画、陶瓷、工艺品等，青铜器也列在其中。

对于春翠来说，煎茶是暂离忙碌生活的一处「世外桃源」，在其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收集供煎茶使用的各种中国文玩格外用心了。只是当时的春翠恐怕未曾想到，缘于个人爱好的收集活动，经过明治、大正时期的不懈努力，最终竟形成了极具规模的青铜收藏。在他去世三十余年后，建于故地的泉屋博古馆敞开大门，世人终于得以走进这个由春翠一手打造的中国青铜世界。

商代晚期 牺首方尊

春翠的第一件青铜器购于1899年，是一件打算在煎茶会上用作花瓶的夔（读音:[kuí]）纹筒形卣（读音:[yǒu]）。他的早期藏品都是这类小型器，包括簋（读音:[guǐ]）、卣、壶、盉（读音:[hé]）等，用来在煎茶时盛装物品或水，充分体现了作为煎茶道具来收集的意图，这种情况在1902年发生了变化。这一年春翠购买了十六件青铜器，包括尊、方彝、敦、鼎、爵、钟等，几乎涵盖商周青铜器的所有主要器形。在当年举办的「十八会」上，这些藏品初次亮相就震惊全场。

商代晚期 瓿形尊

「十八会」是由关西地区实业家、美术商、茶人等十八人参加的小型茶会，山中商会的初代社长山中吉郎兵卫、朝日新闻社创始人村山龙平、上野理一、白鹤美术馆创立人嘉纳治兵卫等都是茶会成员。虽然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于如何欣赏中国青铜器还处于萌芽阶段，春翠的藏品仍然引发了大家浓厚的兴趣。人们惊叹于器物上怪异的线条，凸出的刻饰，无不被那虽显生猛可怖，却无法忽视的美学魅力所打动。对于春翠的收藏经历来说，这些明显不适用于煎茶道具的大型器隐约透露出一个讯息他的主人正在探索茶具以外的收藏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想法。

商代晚期 凤柱斝

这个转变的起因要追溯到1897年春翠的欧美之行。虽然对西方文化并不陌生，身临其境后春翠还是为欧美国家成熟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所倾倒，特别是富裕阶层对社会公益文化事业表现出的态度引发了他许多的思考。在参观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一流博物馆后，西方社会源于纯粹鉴赏美术的艺术品审美观念极大触动了春翠，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日本旧有的艺术品收藏观念，并对其之后脱离茶具转向鉴赏美术的青铜器收藏产生了影响。

1903年是泉屋铜器的收藏高峰。春翠一连购入的十二件藏品件件精美，不仅包括被公认为泉屋铜器代表作的夔神鼓和虎卣，还有凤形斝（读音:[jiǎ]）、象纹兕（读音:[sì]）觥（读音:[gōng]）、牺首方尊等。这些铜器展现出的水准与之前用于茶具的铜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初步奠定了泉屋博古馆中国青铜器的收藏架构。

商代晚期 夔神鼓

夔（读音:[kuí]）神鼓两面贴有鳄鱼皮，器壁厚度只有三至五毫米。青绿色的器表布满精细的纹饰，特别是鼓身上的神像让人印象深刻。神像虽是人面，却有羊角、虎耳、兽爪，并持羽毛。《书经·舜典》中记载帝舜曾命夔为掌管宫中典乐的乐官，该神像有可能就是夔神。此鼓原是圆明园旧藏，是非常罕见的青铜太鼓，只有一件出土于湖北崇阳的与之类似。

西周初期 虎卣

虎卣（读音:[yǒu]）造型奇特，传为湖南安化县与宁乡县的交界处出土，共有两件，外形基本相似，另一件藏于巴黎赛努奇博物馆。泉屋虎卣据说原本属于晚清高官盛昱，在其死后流入日本。春翠当时以四千圆的价格从京都古董商藤田弥助手中购得。

短短三年间，对于中国青铜器，泉屋主人显然已经摆脱了个人趣味而迅速确立了系统性与学术性兼有的收藏观。在同年向一般公众开放的东京帝室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古铜器展览会上，共展出青铜器三十九件，春翠的收藏就占了十八件， 其余藏品都零星分散于不同藏家之手。就代的铜器收藏而言，春翠已经远远领先其他人了。此后的几年间，春翠每年都会购入青铜器，进一步补充了鬲（读音:[gé]）、罍（读音:[léi]）、匜（读音:[yí]）、盘等器型，网罗了诸多一级名品，基本完成泉屋铜器收藏的整体架构。

西周初期 大史友甗

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近代以前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虽然种类很多也不乏精品，却与中国正统美术相距甚远。中国文物中的主流美术品，诸如商周青铜器、历代官窑瓷器、北宋水墨山水画、北朝佛造像等多是在明治时期流入日本的。泉屋铜器收藏形成于明治三十、四十年代，普遍认为与当时八国联军侵华、清末王朝体制动摇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文物大量散失海外有关。

明治四十年代后，住友春翠的铜器收藏暂告一个段落，入藏数量大幅减少，他开始积极筹划如何将这些至宝展示给全世界。《泉屋清赏》，这部出版于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五年的大型豪华图录，以图片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青铜器，更因为有滨田耕作、梅原末治两位大学者参与编纂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中国青铜器在中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图录的面世将中国青铜器引入了世界舞台。

西周中期 虎鎛

泉屋铜器收藏在大正时期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期，1917年出现了一个入藏高峰，购入了部分陈介祺（清末大收藏家）的旧藏。春翠在这一年一举购入陈介祺所藏的十一件编钟中的十件，填补了藏品中乐器类的空白。除此之外，带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也是从这一年开始进入春翠视野的，宰椃（读音:[háo]）角、彔（读音:[lù]）簋等多件精品的入藏，极大提升了泉屋青铜藏品的学术价值。历来以造型美而让人印象深刻的泉屋铜器，从此之后在金石学研究领域也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清末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由于器型特别且有铭文而成为清末民初金石学界的一件大事，被称为「梁山七器」。如今这七器已经流散于世界各地，其中的大史友甗（读音:[yǎn]）被保存在泉屋博古馆。大史友甗高五十二点二厘米，口沿下饰夔龙纹，三袋足上饰高浮雕牛角兽面，甑底有五个十字孔以透蒸汽，内壁铸有九字铭文「大史友乍召公宝尊彝」是西周早期甗的标准器，也是住友春翠收藏晚期的重要器物之一。

春秋中期 螭纹方鼎

晚年的春翠将更多精力投注在藏品的研究、保存和公开上，在一1922年又发行了《增订泉屋清赏》五册。图录刊载了更为精美的图片和更为详细的铭文拓本，加入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是春翠毕生收藏的集大成。兼具艺术性和学术性的图录配有全英文解说，在日本国内和海外发行，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轰动，将泉屋铜器及其主人的知名度推向了顶峰。春翠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专门刊发文章，评价他为「世界知名的中国古铜器收藏家」。

明治至大正期间，日本富裕阶层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文化、美术都有深刻理解并陆续参与到相关活动中，但他们对于中国文物的收藏大都开始于辛亥革命时期，只有春翠提早涉足尚无人注目的中国青铜器收藏。这既与当时中国大量的文物流出有关，也与春翠受欧美文化熏陶形成的开放的文化价值观有关，更因为当时的日本有接受的土壤—煎茶道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基础。春翠的收藏经历完整地呈现出由煎茶道向鉴赏美术的转变，是近代日本社会接受中国文物风潮的一个缩影。摆脱实用主义回归纯粹鉴赏的收藏观念在明治初期虽已萌芽，但其在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变为一种全社会的共识，对近代日本社会接受中国主流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翠的理念提早了至少十年，显示出远超代人的先驱性。

商代晚期 鸮卣

商周青铜器体现了一种原始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宗教情感和观念，与坚实、稳定的造型一起反映了人类文明早期的那段岁月。对于近代日本人来说，这种风格未免太过强烈，唯有那些对中华文明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欣赏，春翠便是其中之一。泉屋铜器藏品深深打上了他的个人印记，时光荏苒，住友春翠与他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却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关于泉屋铜器的研究仍在继续。随着海内外的学者不断从这个巨大宝库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知道，住友春翠与泉屋青铜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三中国古代科技文物

  隋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有突出成就。由于唐朝时期中外交流空前繁盛,被世界学者公认的“中华文化圈”既影响了亚洲文明的发展,也促进了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宋元文化是在隋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印刷术、指南针及火药技术的对外传播,这对其后整个世界面貌的改变起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既为中国经济的发 展，尤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科技内容上应用性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传统的典籍整理与经验，缺少实验；在科技使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并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的意识。

  明清时期中国科技文化落后于西方。认识中国古代的科技在16世纪以前(明代以前)一直领先于世界，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确立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为科技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与发展为科技发展连续性与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我国古代科技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各民族集体的智慧得到了不断地进步；政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对科技的重视与支持也使中国古代科技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为科技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发展也使中国古代 科技能吸收其他国家地区人民的智慧，得以进一步发展；我国古代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的知识经验，成为了古代科技发展的源泉；而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科学家们的个人努力与不懈的探索精神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主观因素。

四中国古代剑文物

古代名剑。《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汇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参见“龙渊”

古代名剑。《周礼·冬官》“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手其他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

汉光武帝刘秀所佩之剑。梁.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光武)未贵时，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曰‘秀霸’，小篆刻，帝常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