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古老的字之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世界上最古老的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中国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古人的智慧。在我国古代，人们用自己慧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字，比如“天”字，“地”字，“日”字等等。这些字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汉字的表现形式，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汉字古代，人们常常用“天”字来表示天气，比如“春雨贵如油”，“秋风扫落叶”等等。

彝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自己独立文字的民族之一。彝族先民在久远的年代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彝文，汉史志称之为“爨文”、“韪书”、“夷字”、“倮文”或“罗文”

关于彝文的起源，彝族民间有众多的传说，彝、汉文古籍、史志(西南彝志》、《滇系.杂载》、《开化府志)《大定府志》亦有一些记载。但彝文创制的确切时间，迄今无明文可考。过去学术界曾有“汉创唐成说““唐创明成说“.“明代说”等。当代学术界公认成书于魏晋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彝文著述的《彝族诗文论》、(彝族诗律论》等彝族古代文艺理论的发掘、翻译和出版，推翻了上述之说，而近乎一些彝族学者“两汉盛行说”观点。近期，贵州文物工作者在赫章县发现一铸有彝文的铜质擂体，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一擂钵属西汉时期。钵身铸有5个凸型彝文字，经彝文专家翻译，意为“是祖祠手碓”，说明此物系彝族先民祭祀祖先的神器，而5个彝文字的书面风格，与今天流行使用的彝文字完全相同，证明彝文在2000多年前就已成熟并稳定下来，这为“两汉盛行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在西安半坡刻划符号土公布之后，有一些彝学专家指出古彝文与这些符号有同源关系，由此推断彝文创制时间在6300年至6800年。有的汉族学者确认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8200年至9000年前的石饰刻符，是彝文的原始形态，论证彝文产生在约9000年前。这些观点，目前虽有争议，值得商榷，但彝文是中国众多文字乃至世界各国文字中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则是无疑议的。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随着彝文古籍文献的深入发掘、整理和考古的发掘，将会发掘更多彝文创制代代有据可考的资料。

迄今，祖国西北、西南以及各江河流城出土的大量刻划符号，都不同程度地与今彝区流行彝文的形、义相同或相似，其历史渊源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由于彝族文字历史久远，，彝文古籍文献，卷帙浩繁，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彝文金石铭文，遍布彝乡，这些都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和彝学各学科极其珍贵的资料，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的、历史的、语言的、地理的种种原因，彝文以同音假借字为用字的主要手段，，由于彝族先民向祖国大西南四面八方迁居、扩展，形成小聚居、大分散的布局，久而久之，各地族人在口语上产生了差异，形成了六大方言二十五种土语，而先民们又有普遍混用同音字撰写或传抄彝书的习惯，传抄者又往往各按自己的方音、方言书写，因而造成同一彝文异体字多的情况。加之，传抄者各自的创字、改字，致使一义多形的字不断增多，也加剧了异体字较多的现象。可以说，这些是各地彝文“书不同文”的主要原因。这种状况严重地阻碍和影响着彝族全民族的文化交流和对彝族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

为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彝族古籍文献，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彝文“书同文”打下基础，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协作组在组织整理-套超方言彝文的基础上，由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组织编纂了这部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这是一部“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言念读”的超方言彝文大型工具书。

整理一部超方言彝文，编纂超方言《通用彝文字典》，是滇川黔桂彝文协作重点科研项目。早在1987年7月，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召开的第四次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古籍翻译、整理、研究、出版协作会上，经与会彝族领导、学者、专家讨论，一致同意开展彝文协作，先组建筹备组。1992年1月，彝文协作筹备组组织彝语六大方言区的一些彝语文工作者集中于昆明，从对比研究古今文字和彝语方言土语入手，本着彝文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原则和单字义项灵活构词的用字规律，在落实词根的条件下，从各地现行彝文和古籍记载中，选取其便于释读、书写、印刷而形体美观的字，作为全民族中超方言彝文通用字，整理一套“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言念读”的超方言彝文。193年3月下旬，在昆明召开了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协作第-次会议，由四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共同协商，正式组建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并设置办公室。这次会议形成了《会议纪要》，报国家民委备案。会议决定整理一套超方言彝文为全民族通用文字。尔后，彝文协作组办公室正式从云南、四川、贵州抽调了各方言点彝语文工作者和专家集中于昆明，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整理超方言彝文的工作。在组织各方言点认真进行选字、定字的基础上，于1994年4月上旬，编纂出了《通用彝文字典》初稿，由彝文协作组邀请北京和滇川黔桂彝语文专家学者在贵阳审稿，在广泛所取各方的意见之后，于四月下知，在贵州省大方县召开了第二次滇川黔桂彝文协作会议。会议期间，听取了各方对《通用彝文字典)的意见和建议。

基于上述共识，彝文协作办公室对《通用彝文字典》作了重大的修改、补充、编纂成为《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主要作为整理彝文古籍文献，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和彝语文字及彝学各学科的工具书。

彝文协作办公室还根据贵阳审稿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修改、补充、编纂字典的，广泛收集四省区彝文古籍文献中的单字，按各地音位系统，按当地同音字分组排列，注明其义项，汇编成《滇川黔桂彝文字集》，分为云南卷(上、中、下册)和四川卷，贵州广西卷等五卷。于1995年5月，邀请京滇川黔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彝语文工作者、专家学者及云南、四川、贵州三家民族出版社的彝文编辑，共40余人，在昆明进行审定。会后，彝文协作办公室又根据审定会各方面的意见，将四省区共同编纂的超方言彝文字典定名为《彝文字典》，并调整用字，增加音点，校正各字注音和义项，于1996年3月定稿，交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

《通用彝文字典》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编纂难度很大。彝文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卷帙浩繁，金石铭文众多，而且大量彝文古籍文献，迄今未能系统、全而地进行整理，这就更增加了编纂的难度。参加编纂的全体彝语文工作者、专家经过五个年头、四个春秋的艰苦奋斗，终于大功告成。这是彝族文化建设的一项历史性基础工程，是四省区彝语文工作者和专家学者集体协作的成果和智慧的结晶。参加编纂、编辑和组织管理的工作人员，对继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有着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克服重重困难，兢兢业业、辛勤劳动，为这两部巨著的问世，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作出了贡献。历史将记下他们的功劳，后代子孙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在滇川黔桂《通用彝文字典》和《彝文字集》出版问世之际，我作为滇川黔桂协作组成员，满怀喜悦的心情，代表协作组，谨向参加彝文字典、字集编纂工作、组织管理工作、审定工作和关心、支持这项工作的各方领导同志，彝语文工作者、专家、学者，三家出版社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纂《彝文字典》、《彝文字集》是-项开创性工作，，书中必然存在的不足乃至错误一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再版。

马立三

199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