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一生为什么会被贬数次？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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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这是北宋爱国名臣范仲淹景祐三年第三次遭贬，在贬所饶州给朋友的一首唱和诗中的两句。景祐三年，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当时的宰相是深于世故，善于守成的。吕夷简在位日久，而且是个贪官，很多阿谀奉承的人都拜到他的门下。范仲淹向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吕夷简培植私人，进用侥幸，甚至直接将他比作身边败坏朝廷家法的，提醒仁宗整肃纲纪，不能将近臣进退尽皆委决于宰相。

　　范仲淹如此作为，自然要遭到吕夷简的反击。吕夷简在仁宗跟前指责范仲淹离间君子和臣子之间的关系，然后将范仲淹贬出京师，且将支持范仲淹，为范仲淹不平的余靖、尹侏、等人都以朋党之罪一同贬放，酿成北宋历史上那次震惊朝野的朋党之灾。

　　因为说宰相的不是而招贬放，在范仲淹既不是第一次，也决不是一次。此前天圣七年，他以一无进言之责的小小秘阁校理上书谏止仁宗率百官为章献朝拜上寿。而当时的现实是章献奉真宗遗诏垂帘听政，满朝文武畏太后权势，都没有敢说话的人。人无敢言而范仲淹言之，天圣八年他甚至直接上书章献，敦请她“卷收大权”，结果范仲淹惨遭贬官，而且一去就是三年，等到章献死了才回到了都城。在范仲淹回到首都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和孔道辅等人力谏仁宗废除皇后，又惨遭贬官，离开了首都，去了睦州。

　　在北宋初年，有很多爱国人士都说自己有心怀天下的志向。说起来，有任天下之志是一回事，而行任天下之实，则又是另一回事。从客观方面看，这里本身就有一个允不允许你以任天下之心，行任天下之实的问题。老儿以及那些已然身居高位的专权擅政者，关心的只是自己屁股底下的那张宝座或头上的那顶乌纱，而并不在乎天下人是不是真的安乐。你要让天下人安乐，他们就有可能不得安乐，很多文人志士都有爱国之心，并没有把这种心态转化为行动，范仲淹却把这种心态转化成了真正的行动，这是他值得称赞之处。

　　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要求与天下同其安乐，就不能不有“逆”，就不能不有“忤”，所谓“危言多犯”，“立身必孤”。生杀大权握在别人手上，犯忤之间，一不小心，失位去官还是轻的，弄不好，甚至会丢了身家性命。说到底，真正的先忧后乐，确实必先出以卓尔不群之至性，能持道独行而不计进退，不计得失，然后方可为之。范仲淹所为，正在于此，也正因为如此，这位名臣可以。